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包庚

摘要：“交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交往、交往的扩大、世界普遍交往表明历史突破狭隘而孤立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轨迹。黑格尔说“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合理过程”，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世界普遍交往理论，这就意味着：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伟大构想都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中提出的，也将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范式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为世界普遍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交往  世界普遍交往  世界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方案

作者李包庚，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宁波  315211）。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之问，也是关于“人类往何处去”的历史之问，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包含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世界普遍交往理论，这就意味着：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伟大构想都是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中提出的，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习近平也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意味着诉求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意味着拥有14亿人口的新兴大国能够推动世界交往的普遍展开，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以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与此同时，他还坚定地认为：“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在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世界人民唯有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出路。这是攸关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

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文明的“交往”史。“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交往”到“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标志着“历史”突破狭隘的、孤立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轨迹。“世界历史”概念最初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合理过程”。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概念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的“主体”有着本质的不同：黑格尔“世界历史”的主体是受“绝对精神”支配的“自我意识”即“抽象的人”；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主体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人”除了从事“生产”活动这个根本的物质活动之外，还需要进行“交往”活动。马克思正是从“交往”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理论叙事的基本历史语境。交往发展为普遍交往的实践逻辑，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逻辑之间，具有高度的映射与耦合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异化劳动”出发，提出人的异化“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这里就蕴含着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异化”的初步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没有使用“交往”概念，只使用了“实践”概念，而“实践”本身就包含着“交往”的成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从“商务、商业、贸易”意义上来使用“交往”，“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概念不仅是指一种关系，而且也指一种活动。“Commerce”或“Verkehr”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由所有制和分工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还涵盖类似于交通运输、商业金融贸易、甚至两性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用“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的比喻来形容当时法国小农社会成员之间相互隔绝、缺乏普遍交往、不容许在农业中进行分工与应用科学的封闭落后状态，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这就说明，自然条件导致小农们“互相隔离的”状态，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唯有建立普遍交往才有望打破这种隔离局面，促进生产发展。马克思认识到“交往”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早期资本主义在奔走世界各地开辟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世界普遍交往，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断扩大的世界普遍交往也催生了现代性的产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从物质生产和普遍交往出发，阐释世界历史理论，展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态过程，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他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内部交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其对外交往的基础；而对外交往的程度与水平又影响着其内部生产力与交往的发展。交往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手段，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换言之，交往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竞争的过程，交往主体之间以种种方式交流，取长补短，使得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得到保持、普及与发展。在民族之间开展普遍交往的情况下，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彼此借鉴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这与现代系统理论是一致的。系统有开放与封闭之分，封闭的系统是难有发展的，开放的系统则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个别民族如果封闭自己，不与其他民族进行普遍交往，就难以发展自身。而开放的民族不断与其他民族进行普遍交往，可以获得有益于该民族自身发展的因素。 

随着科技进步，交往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交往”从“民族性”扩展到“世界性”，出现了“时间消灭空间”的现象，“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大工业技术生产的商品需要寻求海外市场，而航海技术，在先进军事武器的支持下，使得开辟海外贸易市场的交往成为可能，“如果在英国发明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在物质性交往的同时，民族之间的文化与精神交往也得以普遍开展，“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指出世界普遍交往不仅导致全球化的物质生产，而且必然导致世界性的精神生产，这就合乎逻辑地得出“世界普遍交往也形成世界文学”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工人阶级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前提，“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总之，通过世界普遍交往的开展，各民族国家之间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共同体”。

世界历史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普遍交往在世界范围扩张与复制的历史。换言之，这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世界普遍交往而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历史过程，不断扩大的世界普遍交往就是现代性意义上世界历史的生成逻辑。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世界普遍交往的价值逻辑呈现双重性：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世界文明进步之间保持了历史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出现了对抗性或矛盾性。

就历史同一性逻辑而言，世界普遍交往不断克服地理条件等自然障碍，不断突破各民族国家区域性市场的障碍，打破民族国家、地区的区域性垄断，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总过程都变成世界性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这样不断推进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广泛深入发展，使得各国、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格局，强化各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与文化诸方面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的局面，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资本不断增殖，不少资本家日益发展成跨国资本集团。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整个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换言之，实现了资本增殖与世界文明进步的同一性，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进步性。首先，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生产方式造就的巨大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虽然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具有剥削的一面，但客观上“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就助推了无产阶级从狭隘的农村进入城市，为走向阶级联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交往带来的社会进步。马克思认为，世界的普遍交往是合乎历史趋势的。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狭隘限制，通过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加速了整个工业文明的传播，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还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人类解放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紧密相关：“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人类表现出不断探索的精神，人类智慧支撑起的科学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求的丰富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满足；不同文明的碰撞创造着人类的精神财富；对时间、空间局限的突破改变着人类的存在方式。这些巨变都使人的主体性得到确认，人的价值也得到彰显，而这些都建立在生产与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

世界普遍交往带来的资本增殖与民族国家维护其文明现状之间存在着对抗性或矛盾性，主要表现有三：其一，世界普遍交往摧毁民族国家的传统产业。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不断把落后国家吸纳到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去，变成原材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基地，成为整个现代资本主义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其二，使得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都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同质化，逐步消灭了民族文化的区域性与民族性特征。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其三，破坏原有社会结构，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世界普遍交往给民族国家地区带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原有生产结构与动力机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成为生产的唯一动力，社会生态系统被扭曲破坏而变得单一化、畸形化，造成“人的问题”被遮蔽，“物的世界”的极度膨胀和对“人的世界”的极度压抑，导致人的本质的全面异化，人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自由的丧失，加剧着社会的分裂和对抗。

不过对于交往过程中带给落后地区和民族的人道主义悲剧，马克思在深表同情的同时，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十分理性甚至冷峻地予以评判。比如，对于闭关锁国的晚清社会，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就尖锐地批判了其封闭性，喻之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他指责印度等“东方社会”封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认“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因为在被殖民之前，印度一直处于极度的封闭状态，没有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中去，没有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没有进入现代性文明。马克思撰写了几十篇文章批判大英帝国的野蛮行径，“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 不过，在同情之余，马克思还冷峻地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里，马克思似乎持不带感情立场的态度，但他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问题的：虽然英国在印度实施极其野蛮残忍的行径完全是受其卑鄙无耻的利益所驱动的，主观上毫无帮助印度发展的意愿，但是客观上毕竟给印度这个古老封闭的文明带去了“革命性变化”，换言之，使印度从封闭的区域性交往走向世界交往，使印度这个古老而又封闭的文明与资本主义“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所主导的生产方式发生剧烈的冲撞，纳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殖民行径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由此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由于交往的普遍开展与不断扩大，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普遍交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为形成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第二，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存在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等现象，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去合理评价。

世界普遍交往彻底改变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原则，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建立“世界市场”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来容纳生产力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绝对统治”充当了摧毁一切阻碍多样化发展生产和利用自然力量的工具。现代以来，人类在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恶化、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人类正面临现代性的各种危机与挑战。所谓“现代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正如利奥塔所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演进的历史。从原初意义上讲，世界普遍交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单是机器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彼此相互影响。任何民族或国家，包括“东方社会”国家，都不能游离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普遍交往之外。但是，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无情地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成为新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扩展到全球，演变为生产力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引发诸多世界性的现代性危机。

第一，世界普遍交往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最终导致环境与生态危机。现代性与工业化大致同步。在前工业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人类从自然中“自然地”创造出使用价值，而没有造成生态灾难。但是近代以来，人的理性得到普遍张扬，在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下，逐步对自然失去敬畏之心，开始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疯狂地向大自然过度索取。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是同步演进的。随着资本主导的交往不断扩大和加深，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这就必然寻求“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现代性“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于是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产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被创造出来并被广泛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结果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魔力还体现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刺激需求上，马克思将此归结为“三步曲”，“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所言，前现代性模式下人们的消费观遵循的是“够了就行”，而现代性则追求“越多越好”。资本的基本属性就是增殖，永无止境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重；并通过世界普遍交往，使得这种危机全球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性的加速演绎，比如过度工业化、农业生产领域对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和转基因技术的滥用、科技领域无底线地研制毁灭性武器、霸权主义的军事扩张等，到了日益严重的程度。人类疯狂破坏了自然环境，也遭到自然前所未有的报复，臭氧层破坏导致地球气候异常、酸雨、雾霾、土地荒漠化、土壤重金属化等，危害着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生存环境。从根本上讲，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与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地球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的能力是有限的”。 

第二，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与“异化”，加剧阶级矛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最初的来源，“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然后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而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交往的扩大，扩大了市场需求，以前那种封建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市场的需求了，逐步被“工场手工业”所取代；而“工场手工业”后来又逐步被“现代大工业”所取代，造就了“工业中的百万富翁”，形成“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即现代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产生的同时，无产阶级也逐步形成，“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这样，就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新的阶级关系，并在生产与交往的扩大中不断使之强化，发展成为社会主导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揭示了当时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资本逻辑的本真面目，“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本主义超越了封建主义及之前社会形态在交往领域的局限性，扩展了交往的领域与空间，同时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阶级矛盾，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个“异己的力量”。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日起，它就孕育了资本主义本身没法克服的致命缺陷——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实际上，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方式只能导致不停的社会动荡，资本现代性构建的资本对人的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难以解脱，造成贫富分化、阶级冲突与对抗，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疏离。由于世界普遍交往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也随之不断“全球化”，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培育或塑造出这样的阶级关系。而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也在世界普遍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全球化。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

第三，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与市场鱼水相依，资本之“鱼”离不开市场之“水”。世界普遍交往形成的“世界市场”，是连接东方与西方、穷国与富国、文明与野蛮、城市与农村、生产与消费、资本与劳动的重要平台，是人类交往的公共场域。“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 世界普遍交往建立在产业分工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大工业要求实行全世界范围的分工，资本通过普遍交往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分工协作形成“扩大了的生产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归根究底，各民族内部的分工、交往所形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决定着它自身的内部结构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关系的发展程度。由于世界各国生产力与交往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进入工业文明的时间各异。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往中，工业国的先进生产方式日益排挤农业国的落后生产方式，使得农业国的劳动者逐步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卷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市场中来，从属于资本逻辑的支配。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正是由于世界普遍交往，促进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东方农业文明从属的地位，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这样就造成了全球范围财富向西方积聚的结果。沃勒斯坦所谓“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看到分工的重要性，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 换言之，分工和以分工为基础的世界普遍交往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要分别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从而形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格局，但并没有揭示是什么造成分工和交往。资本主义的普遍交往，凭借“商品”和“资本”这两个工具，不断摧毁民族国家的地域性封闭状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此过程中，大工业把自然形成的性质全部消灭掉, 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 “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试图将落后国家纳入西方现代性版图，对那些拒绝服从的民族国家采取野蛮的压制与侵略。在资本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体系中，内部分工和交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就日益落后，最终沦为侵略和掠夺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殖民体系。

第四，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造成精神文化的同质化与殖民化后果。世界普遍交往要求各交往主体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 广泛建立全面的联系。但是资本作为交往载体，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从以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跨越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促进历史进步的同时，“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科技拜物教”笼罩着新型社会关系，其核心是“资本拜物教”，资本成为世界普遍交往的根本力量。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开拓“世界市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运用种种方式去突破任何民族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屏障，全面消灭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形成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同质化发展态势。在这里，精神与文化的生产，即所谓的“文化工业”，把文化价值观变成世界普遍交往的载体与工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意识，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巩固自身统治。从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到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与《单向度的人》，再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都贯穿着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主线。资本为了巩固其优势地位，通过文化工业消除了敌对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内部心理操纵的形式取代了外部高压专制的形式，使大众把受操纵的生活当作舒适的生活来接受。正如戴维·哈维所言，文化资本化带来了文化上血腥的“剥夺性积累”，是新一波的“圈地运动”，“文化形态、历史和智识创造领域的商品化导致全面剥夺。”通过媒介霸权、话语控制、意识形态、殖民文化等传播来建立其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已成为一种交往方式。以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讥讽“曾自封是一种比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从此后却与相对的政治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  这显然是意识形态上的解构范式，属于文化霸凌主义。此外，西方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也制约着精神交往方式。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衍生出近代“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 经康德把思维与存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形成“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蕴含了主体优于客体、主体征服客体的统治逻辑。这种逻辑的国际政治版本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冲突论相近的是“文明层级论”，认为不同文明是有等级区分的，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阻碍世界的发展。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认为，“意识形态仍明显的是解释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看法与行动的出发点。”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倡导的宗教理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助长了工具理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交往的发展，这种工具理性日益走向极端化，“资本”沦为统治与奴役的工具，扭曲了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始终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主题。哈贝马斯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批判了“工具理性”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主张构建“商谈理性”，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事实上，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列斐伏尔和戴卫·哈维的空间异化批判，以及马尔库塞的爱欲异化批判，都揭露了资本逻辑造成交往的扭曲与人的异化，切中了现代性危机的关键。

在资本逻辑的规制下，世界普遍交往服从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现实开启者，在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过程中，也造就了“无产阶级”这个世界历史的未来承载者。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晚年曾以俄国为例，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对于后发国家的“双刃剑”作用：“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哪怕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选择悖论：不接受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就不能吸收它的“文明成果”；而一旦纳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轨道，又难以克服其弊端。这是一个严峻考验，考验的关键点在于，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包括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能否既有效吸收其优秀成果，又能克服其弊端？

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就是在开展世界性普遍交往过程中所采取的交往模式或方式的总称，是对各种具体交往形式进行抽象概括的一般范畴。在资本现代性的场域中，世界普遍交往范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常的交往范式，包括商品交往、技术交往、文化交往等；另一类是非正常的交往范式，包括战争交往、核威胁与核讹诈、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等。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基本按照市场规律开展经济交往，商品贸易是最主要的交往形式，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期间也夹杂着侵略战争、征服殖民地、抢劫财富、贩卖奴隶等暴力交往形式。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以西北欧为中心，开始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而后随着美、法等国纷纷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在垄断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是最常用的交往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交往方式发生很大改变，特别是“二战”后，战争等暴力交往范式普遍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与抵触，迫使资本逻辑改变交往途径与方式。战后欧美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下，获得普遍的增长，银行资本开始与产业资本融合，形成金融资本并不断壮大，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金融资本发展为最重要的世界交往力量，以资本输出为表征的经济交往成为世界主要交往方式。

马克思在“东方社会理论”中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看法，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社会结构作为理论前提的。“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在亚洲，由于采取的是片面的土地公有制模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整个社会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中缓慢发展，政治上呈现出专制集权的色彩，个人依附于特定的村社、部落或国家，社会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特殊性，与西欧社会情形有很大差别，所以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理论简单嫁接到“东方社会”。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房屋、劳动工具等“私有因素”正在侵蚀“土地公有制”，因此“东方社会”要么拒斥，要么加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并对土地制度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造。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赞美西方殖民主义，而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阐述了资产阶级在世界普遍交往中扮演的双重角色。对于东方国家而言，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双重角色充满着非正义的色彩，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无疑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并没有给出答案，预留了一个悬疑——是否存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可能？这个悬疑被后来俄国、中国探索各自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所确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东方社会”国家选择自主发展道路是否具有合法性，而在于“东方社会”国家能否不受干预地选择自主发展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找到一条既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能保持民族国家独立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历史难题。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从一开始就隐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世界普遍交往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不断增长，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既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日益发达的生产力，不可避免地导致矛盾冲突。而且，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根本看不到消除这种矛盾与危机的解药，从康德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到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亨廷顿、戴维·哈维等，都没有找到超越资本现代性困境的可靠路径与救治良方。

资本主导的生产与交往方式的一次次变革,意味着“时间消灭空间”的一次次突破,使资本逻辑延伸到各种空间之中，实现“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演绎更多“惊险的跳跃”。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发达国家站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高端，利用资本和知识产权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投资，逐步把本国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缓解了本国劳动力短缺、能源与生态环境等问题，但也逐步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的局面。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下,世界普遍交往正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第一，交往效率大大提高。得益于交通与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之间的沟通与交往变得越来越便捷高效。“地球村”观念促进了“时间消灭空间”的进程，使得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紧密地联为一体。第二，交往工具越来越依赖于新的信息技术进步。世界普遍交往的“即时效应”得以呈现，主要归功于通信设施的改进和传播技术的广泛采用，新型社交媒体极大改变了人类交往的方式。第三，作为世界商贸媒介的传统货币正在被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所取代，通过虚拟经济不断制造严重的经济泡沫，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其实，无论是纸币，还是股票、电子货币、其他各种有价票证，它们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价值和信誉为基础的，代表的是实体价值，如果运用得当，有助于实体经济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但由于资本的贪婪性所致，不断衍生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虚拟经济”无休止地膨胀，大大超出生产剩余价值所必需的限度时，那么“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就几乎不可避免。

为克服经济危机和走出世界普遍交往的困境，资本逻辑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当前，世界普遍交往方式的最新变化，当属所谓的“弹性生产”，这是在科技进步驱动下资本全球霸权主导的资本交往新范式。所谓“弹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是指在科技进步支撑下，资本家通过跨国公司“灵活地”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生产地点，形成新的全球分工体系，“灵活地”榨取别国工人阶级的最大剩余价值，获得了更大的“弹性空间”。“弹性生产”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诸多领域的创新与一身，体现资本创新的本质特征，“赋予资本和生产难以想象的机动性，因此生产的地区似乎总是在不停地转换，以便寻找资本对抗劳工的最大优势，同时尽量避免社会和政治干涉”，使得制约生产、交往的空间障碍不复存在，资本所能想象的任意空间都被纳入资本全球生产与交往的“势力范围”。这是资本实现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弹性生产”极大强化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本“时间消灭空间”的交往方式，实现了对传统交往范式的超越，成为资本规避国家间法律制度、贸易壁垒制约的理想交往范式。“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赖对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弹性生产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革命实质仍然是资本对劳动和社会控制权力的加强。”那么，“弹性生产”究竟能否引领当前的世界普遍交往走出现代性困境呢？一方面，“弹性生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模糊了资本的霸权色彩，使跨国资本获得了空前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超越本国或他国政策与法律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用“合法的”方式组织生产与经营，用更温和、更隐蔽、更文明的方式实现了全球剥削、霸权与扩张，且不容易遭到相关国家和人民的抵触；另一方面，“弹性生产”使得以往本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加剧了国家（地区）之间、行业群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剥削也从国内向国际延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自由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名义与落后国家进行交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种交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剥削，最后转变为各国人民之间的贫富分化。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而要消灭资本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剥削性质，只能让资本的普遍性发展到极致，以便“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

总之，作为资本逻辑创新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弹性生产”，提升了资本全球交往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和全球资源整合（含劳动力资源）的能力，拓展了资本逻辑攫取全球利润的空间，使得全球财富集中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剧，严重抑制、削弱了后发国家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的能力。因此，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创新，扮演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整体取得一定进步的同时，但圉于其价值立场导致对全球发展正义的忽略，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出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面对现代性危机与全球治理难题，迫切需要立足人类文明的高度，全面总结不同文明相处与交往的经验和教训，找到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智慧与方案，探索不同文明之间和谐有序交往的新准则与新路向，构建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善待本民族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既考虑自身利益，也照顾他国关切，为化解全球危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并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十九大报告中，他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内涵的系统思考，构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系统。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所谓生态共同体，就是由“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一个生态整体，人类作为这个生态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马克思是从“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高理想社会角度来界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其一，自然界对人类具有“先在性”。没有人类，地球还是地球；要是没有地球，人类则无处生存。一旦人类毁坏了自然界，人类将失去赖以安身的家园。其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其三，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其四，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个生态共同体。人类要尊崇自然，保护生态，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这个生态共同体的生动写照。任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都是错误的，只有珍惜自然、保护生态才会有前途和希望。因此，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打造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它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搞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竞争，通过分工和贸易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贸易双方均有利可图。马克思归根结底在原则上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是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创造物质条件的重要步骤。马克思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不断深入，所有国家的生产、贸易、消费等经济活动都已经高度“世界市场化”了，世界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产业分工形成的产业链体系、价值链体系越来越深入全面发展，自由贸易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都应该大力降低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关税与技术壁垒，积极参与全球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同时，各国的股票、外汇、基金、期货等金融产品也越来越连为一体，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极大地强化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世界市场”概念，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领域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比如，2020年1—3月份间“新冠疫情”影响中国企业的停工停产，导致全球很多国家经济活动受到重大影响，这就说明，当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全球化的阶段，自由贸易已经把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需要各国各地区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开展普遍交往。任何闭关自守，搞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都是在破坏世界普遍交往。在这种交往过程中，需要各交往主体“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合乎各国民心之举，也是构建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基础。这个“经济共同体”，是一个惠及世界各国的统一的全球市场，尊重各国制度、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行“义利兼顾”“互利共赢”的交往原则，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

第三，它是一个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各族群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各自独特的文明形态，它们之间在或联系、或冲突、或分化、或融合的交往过程中，不断交流互鉴，促进各文明进步，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蕴含着各个国家、民族、群体独特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力量。资产阶级在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用“廉价商品的重炮”摧毁种种前工业文明形态，建立以资本为核心的文明共同体，并通过复制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方式而使得“资本主义文明共同体”不断得到扩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开展文明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一个时代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全球新型文明观，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新型的“文明共同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一，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之间“和而不同”，“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其二，主张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主张“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其三，主张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明之间优势互补，交流学习发展经验，共享资源和发展机会，才能构建稳定和谐的世界秩序，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第四，它是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恐怖活动、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流行传染病等全球性威胁相互叠加，对人类的安全、平安、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种种威胁前面，人类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各国的安全已经形成一个“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强调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是第一要素，而且这种安全是建立在持久和平基础上的普遍安全。所谓普遍安全，包括两个维度：从内容上看，是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网络、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安全；从地域上看，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换言之，普遍安全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安全，“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安全的多种行为体主导的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普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而国家安全则是普遍安全的基石。和平发展需要以安全稳定为基础；没有安全稳定，和平发展根本就无从谈起。当前高度发达的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安全问题具有联动性、跨国性与综合性，仅靠一两个国家难以应对，因此必须依靠全部国家和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倡导建立平等交往、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范式，反对恐怖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邻为壑等等损人利己的片面安全观。普遍安全观主张立足全人类安全的高度，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安全观，兼顾不同主体的安全诉求，构建一个融个体安全、群体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于一体的持久和平的全球“安全共同体”。

第五，它是一个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责任共同体。责任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哲学范畴。马克思在1864年制定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里指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任何行为主体，既是权利主体，更是责任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该是一个责任共同体，要求各交往主体在共享权利的同时，必须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履行义务。所谓责任共同体，是一个由各个国家、国际组织组成，参加全球治理与公共事务，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的实体范畴。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最初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将它作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突出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基础性机制。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第一次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定为一个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面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等各类危机，各国应该守望相助，相互监督，相互支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也关心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关心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具体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努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前提和基础；其次，遵守国际规则，信守国际承诺，这是核心内容；再次，与各国携手合作，积极开展全球治理，克服全球危机。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上积极开展合作，不走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的老路，而是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基础上，铲除信任危机、发展危机和治理危机，以协商谈判的方式共同承担责任，并且与沿线国家签署了各类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危害国家社会和平安全的行径，为推动构建责任共同体作出了积极努力，促进了各国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堪称21世纪世界普遍交往的经典范式。

以上五个方面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系统思考，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生态共同体是整个共同体系统的基础与前提，没有生态共同体，其他共同体就缺乏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根本无从谈起；经济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主要内容，整个共同体系统主要围绕经济运行和经济交往展开；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为共同体系统的构建和维护保驾护航；责任共同体要求人类具有共同的担当精神，一起克服影响人类共同安全的各种威胁；文明共同体是共同体系统的理想目标，为人类交往实践提供价值理想与发展方向。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系统，立体、多维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内涵深刻的思想体系，为构建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提供价值准则与方向引领。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新的格局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世界普遍交往理论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格局，主张世界是人类共同的世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国人民有权共享地球资源和人类文明，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融合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荣、协同发展的共同体格局，倡导在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形态等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世界各国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引领人类放弃战争思维走向和平思维、由对抗思维走向合作思维、由自利思维走向共赢思维、由零和思维或冷战思维走向和衷共济，由此推动整个世界格局的变革，即由对抗分裂、弱肉强食的博弈格局转向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格局。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新的价值观。时代在反思：发展究竟为了谁？资本逻辑的发展只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当前世界日益深陷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的风险之中，任何自私自利的贸易壁垒、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转嫁危机的霸凌主义行径，都会严重破坏长期以来世界普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对世界普遍交往构成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唯有积极行动起来，携手开展全球治理，人类的明天才有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人类各种文明是平等的，有差异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主张求同存异，协同合作，互利共赢，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形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考虑，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全新交往价值观，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本质上超越了以往任何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狭隘性。中国以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智慧，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人类社会的卓越贡献和宝贵经验，正肩负起“领航世界”的历史使命。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能为世界贡献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更有“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智慧与价值准则。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新的方法论。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引领世界普遍交往的方法论体系。其一是历史思维。历史思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视野和发展规律思考分析问题、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科学思维。习近平注重对历史过程、历史阶段、历史必然和历史合理性的把握，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在思考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过程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全新命题，为世界普遍交往提供了新范式。其二是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是一种全局性思维，它从事物的整体出发，遵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思维进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用系统思维方法来谋划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其三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对关系事物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战略思维层面作出的重要判断。战略思维需要几个基本意识：要有大局意识，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有机遇意识，增强自身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善于捕捉机遇；要科学决策意识，动态调整，加强战略管控。其四是辩证思维。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求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就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指引了人类的发展方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理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世界人民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传染快、毒性强，不分国籍、种族、民族、职业、宗教信仰，都面临传染风险，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在疫情面前，整个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紧连在一起，抗击疫情成为当前各国共同的责任，不亚于一场“战争”——一场在整个人类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战争”。各国唯有立足整个人类命运的高度，团结一心，守望相助，及早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才有望赢得胜利，避免重蹈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覆辙。抗击疫情，既要摒弃畏惧心理、侥幸心理、麻痹心理、拖延心理，又要反对不讲科学的刚愎自用、隔岸观火的绥靖政策、自私自利的推诿责任和以邻为壑的疫情政治化等错误言行。这次抗疫斗争，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人民团结互助、相互关爱的人类情怀，尤其突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作为超越资本逻辑的交往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赋予世界普遍交往以全新内涵，实现了人类交往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为破解当前世界普遍交往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与方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独辟蹊径地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对立、对抗格局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纪元，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形而上学思维，打破了“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等论断，从理论上为通向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最高理想、兑现“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承诺提供了中国方案，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为各国人民当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提供了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P4—P26